疫情来临如何应对呢？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应对方式，自清末开始国家开始承担起这样的职能。从北京城的例子来看，疫病防治经历了从警察卫生到专业公共卫生的转变。清末民初，京师警察厅下设的卫生处负责卫生事务，年后由北平市卫生局负责。在北京公共卫生的演变过程中，除了国家之外，洛克菲勒基金会积极参与其中，不仅制度及其运作方式发生变革，而且公共卫生的内涵也更加专业化。
警察卫生
北京公共卫生源起于清末新*期间的官制改革，是新成立的警察机构职能之一。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五（年8月5日），上谕裁撤五城御史，开始办理警察。巡警部（后改为民*部）下设京师内外城警察总厅管理北京城警察事务。北京城形成了由巡警部（后民*部）、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内城巡警总厅和外城巡警总厅构成了警察层级组织。京师内外城警察总厅下设卫生处，分为清道、防疫、医学和医务四科，分别职掌具体事务。由从年到年9月，北京城的卫生事务一直由京师警察厅卫生处负责管理。卫生行*官制日臻完善，各处、科、股的职能已基本覆盖近代卫生行*的方方面面。药剂、粪厂、饮食物、饮用水、街市清洁以及行业卫生都被纳入警察管理的范围，并颁布相应的管理法规，做到了有法可依。
医院。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一日（年9月18日），医院由巡警部奏准开设。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年7月12日），医院由民*部奏准开办。两医院纯属官立性质，所有来院诊治之人，概不收费，惟住院者，只收取饭食费。官医院是北京最医院，旨在推行警*，讲求卫生，为有病的人进行诊治，并管理防疫等事宜。
进入民国后，除原有的京师警察厅外，内务部设立了新型的专门从事市*管理的京都市*公所。年4月，内务部组织成立京都市*公所。该所督办由内务总长兼任，由其遴员加入京都市*公所工作，统辖全市市*之权。京都市*公所负责办理的公共卫生机构有两类，医院医院，二是开设卫生陈列所。这些机构在医疗和卫生教育两个领域拓展了公共卫生的范畴。
医院缺乏的状况，京都市*公所筹医院医院。年4月，内务部在东四牌楼十医院，内置治疗、预防、检察、消*四科，设总办、医长、医员、文牍、会计、庶务等职，延聘中西微菌学专家，专司各种传染病治疗预防，以及医药行*事宜。年10月，京都市*公所“鉴于市内贫民日众，遇有疾病，医药维艰，医院尚待扩充”，择定香厂官医院。次年11月，该院正式开始施诊。
京都市*公所在中央公园开设卫生陈列所，旨在“使市民知生命之可贵，须各尽其保持之心，知疾疫之可危，须各尽其防治之责。”该所主要向市民灌输四类卫生知识：第一，预防传染病；第二，营养和保育；第三，饮食物卫生；第四，屋宇建筑的卫生。
年12月，山西、绥远两省爆发鼠疫。为防止疫情蔓延，时任内务总长的钱能训提议筹建中央防疫处，遂命内务部卫生司长刘道仁、医院院长严智钟着手筹备一切，年3月，中央防疫处竣工投入使用。该处主要负责研制痘苗、疫苗及血清等生物学制品，防止传染病，调查扑灭兽疫等。自开办后，该处在药品研制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填补了国内药物制品的空白，为防疫工作提供了有力的药物保障。
在北京卫生行*初创的过程中，秉承法规先行的逻辑：由国家行*机构颁布卫生法规，规范和指导人们的行为，同时对违背卫生原则的行为进行制止和惩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法规的内容不可能达到当代卫生法规的要求，仅处于起步阶段，内容多与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及防疫相关。
京师警察厅是北京城市公共卫生的主管机关，除主持日常环境卫生外，主要通过发布布告和举办公共卫生讲演向市民宣传卫生常识，进行预防疾病工作。警厅颁布的告示深受当时社会教育的影响，出现了通俗易懂的白话告示。清末以来，兴起了面向下层社会民众的“开民智”运动，通俗教育是官方在推行各项新*措施时采取的必要手段。
北京环卫工人在洒水
北京公共卫生面对着非常恶劣的环境，不仅要应对环境恶化的挑战，而且要忍受财*衰竭带来的窘迫，很难在国家体制内部找到发展的可能。与此同时，防疫的社会需求和卫生教育运动为公共卫生带来新的刺激和新的发展方向。北京公共卫生的发展深受疫情的影响：年的东北大鼠疫促成官府对防疫的重视；年北京爆发地方性白喉、猩红热等疫情，促使国家采取必要防疫措施，医院，开展预防接种；年山西鼠疫促成中央防疫处的设立。更重要的是，这些疫情促使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