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与文明有关的疾病的出现要早于成文历史，因为这种文明在保存下来的最早文献之前就已经存在。考古学家研究骨骸遗存给我们提供了数量可观的人类早期发展阶段有关疾病的记录，而最早的文字文本只能追溯到约公元前年的时代。有关这一时期最有名的材料是纸草文书，它是格奥尔格·埃伯斯教授年在底比斯的一座墓中发现的。
这一纸草列举的埃及治疗方法特别丰富，我们可据此推测，或许它包含着一些更零碎的古老医学文献，也就是说其中肯定有些是现已散失文本的片段，所探讨的疾病和疗法即使在记述时也常是已存在了数百年。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据记载有一种疫病在公元前年肆虐埃及，杀死了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头生孩子，从在位法老的头生子到地牢中囚徒的头生子，以及所有的头生牲畜。
这是疾病影响历史的一个例子，是上帝法老同意让以色列奴隶离开而施于埃及人身上的最后一个可怕的天谴。在荒原上经过40年的流浪和磨难之后，以色列人终于回到了他们的应许之地。战争—瘟疫的先后关系在《圣经·撒母耳记》上卷中有很好的记述。我们知道大约在公元前年，以色列人起而对腓力斯丁人开战，被打败。以色列人带着他们神圣的约柜再次对腓力斯丁人开战，又被打败。腓力斯丁人掳获了约柜，把它抬到亚实突，那里立刻爆发了疫病。
于是应公众要求，约柜被移到迦特，然后又送到以革伦，这两个地方都立即遭受疫病袭击。在经受了七个月的苦难后，腓力斯丁人得出结论，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把约柜送还以色列。约柜被送到伯示麦人约书亚的田里，受到杀牲迎接的礼遇，但好奇的伯示麦人观看了约柜，因而遭到惩罚，大瘟疫爆发。疫病传遍了以色列，死了大约五万人。公元前年在雅典爆发的瘟疫提供了疾病影响历史的一个明显例证。
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帝国正处在权力的巅峰。在马拉松和普拉提亚的陆战及萨拉米斯的伟大海战中，这个希腊小国打败了力量强大的波斯人大流士。伯里克利的开明统治开始于公元前年。在他治下，被波斯人毁掉的雅典和依洛西斯的神庙靠着建筑师伊克提努斯和艺术家菲迪亚斯的天才被恢复了，但希腊的这一*金时代太短暂。公元前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这是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古希腊强国的内部斗争。
斯巴达是有优秀陆*但没有舰队的尚武国家，雅典则是有强大海*但陆*较弱的海上强国。由于雅典的陆上防御几乎无法攻克，又能通过海运获得充足供应，这样它就可以不必因陆上的交战或是因挨饿而屈服。在陆地打防御战，在海上打进攻战，它就能不费多大力打败斯巴达。在战争的头一年，结果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雅典在陆上和海上都取得了成功，但它在陆上的防御*策必然导致雅典人挤在城墙里，受到包围。
灾难在公元前年降临。瘟疫被认为开始于埃塞俄比亚，从那里传到埃及，再由船经地中海传到比雷埃夫斯和雅典。它只肆虐了很短时间，但死了很多人。可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亡，或许是三分之二。更可怕的是灾难使得人们精神崩溃，在瘟疫大流行时出现这种现象不足为奇。修昔底德描述了这一恐怖时期的雅典人：“……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对他们已没有了约束力。对神，他们认为敬不敬神都一样，因为他们看到所有人都会同样死去。
对于人为的法律，没有人会预料到能够活到为犯的罪受审判的时候。”修昔底德还提到，即使是最稳重、受人尊敬的公民也终日沉湎于暴食、酗酒和淫乱之中。当瘟疫看来已被制止时，伯里克利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去攻打斯巴达人占领的波提狄亚据点。但在海*刚扬帆时——准确地说是刚划桨时——瘟疫就在船上流行，来势迅猛使得舰队被迫返回雅典。
在伯里克利本人率舰队去埃皮道鲁斯时发生了类似的灾难，“瘟疫不仅夺走了他手下人的命，还夺去了与他们有交往的所有人的命”。伯里克利这时可能也被传染，他被认为在公元前年死于疫病。这次天灾的性质不明。在名医希波克拉底留下的著作中没有提到这件事。据修昔底德描述，病情来势凶猛，病人发热，极度口渴，舌头和喉咙“充血”，身体皮肤的颜色红中泛灰，最后长出脓疱溃烂。
各阶层的人都会得这种病，无论贫富。医生无能为力，他们自己也大批死亡。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凶险的猩红热，可能因为这种传染病第一次在地中海海域出现，所以极为致命。其他被推测有可能的病包括斑疹伤寒、天花和麻疹，甚至是一种已消失了很久的疾病。但不管它属于何种病症，这种传染病都来自另一产生了这种疾病类型的人口聚居中心。
因为地中海的民族尚未有机会产生出免疫力，所以这一病症也就特别有爆炸性。当这一传染病再次出现时，幸存下来的人已逐渐增强了抵抗力，所以也就不再那么致命。无疑，雅典流行的瘟疫对雅典帝国的垮台有影响。瘟疫害死了这么多人，使都城居民士气消沉，尤其是破坏了海*的战斗力，这就使雅典不能对斯巴达进行决定性的打击。战争拖延了27年，到公元前年以雅典战败告终。
雅典的海*和海外属地都被剥夺，陆地上的防御工事被夷为平地。对后人来说，幸运的是这座城市及其文化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无论就其范围还是影响得久远，在历史上最惊人的事件之一是罗马帝国的覆灭。对帝国覆灭的原因，历史学家争论了许多年。我们在这里只探讨与疾病及其预防有关的前因后果。公众健康和卫生条件在公元年已有了较大改进，后来直到19世纪中期才重新发展到这一水平。
罗马浩大的引水系统大排水渠（CloacaMaxima）在公元前6世纪开始动工，发挥着现代下水道的作用。帝国的许多地方都有这类工程。在公元79年被维苏威火山爆发毁掉的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废墟上，人们发现了一个连接喷水柜的完善供水工程系统。约在公元70年韦伯芗皇帝统治时，在罗马建造了一座配有大理石便池的建筑，人们进去要付费。与之相比，伦敦直到年大博览会时才有公共厕所。这一年，在贝德福德街为女士、在舰队街为男士作为尝试建造了“公共等候室”，收费为“如厕”2便士，一条热毛巾4便士。建造费用花了镑。
尽管这些厕所离海德公园的博览会有段距离，但在5个月内厕所收的钱有镑。清洁要依靠有足够的水供应，罗马早在公元前年就有了第一条将洁净水送进城的水道。在公元纪年开始时有6条水道，年后有10条水道每天供应2.5亿加仑水。公共浴场用去一半的水，剩下的供应万居民每人50加仑。这一数字是今天伦敦或纽约一个市民的用水量。
年这些水道有4条得到维修，被用来满足现代罗马的需要。卡拉卡拉时的浴场从公元年起就可一次供名浴客使用，80年后戴克里先建的浴场房间超过0个。这些浴场很像现代的桑拿浴室，伴随着罗马文明的渗透而传播，有些地方因其温泉或矿泉水的治疗功效而闻名。有几个地方如英国的巴思和德国的威思巴登今天仍以温泉疗养享有盛名。
巨大的罗马城杂乱无章地发展成为街道曲折、狭窄和房屋肮脏的城区，其中几乎有三分之二在尼禄统治时被大火烧毁。比年大火后的伦敦幸运的是，罗马按照一个杰出的计划被重建为一座有着笔直、宽敞街道和宽阔广场的城市。市*官监督清扫公共道路，他们还负责控制食物供应，制定条规以确保易腐食物的新鲜和优质。其他有关公共卫生的规定还有禁止在城墙内掩埋死者，这就使罗马人普遍采用更卫生的火葬。
直到基督教传播肉体复活的信仰被普遍接受时，火化才被墓葬完全取代。与中世纪的巴黎或18世纪的维也纳相比，在洁净、卫生和供水方面，罗马与20世纪的伦敦和纽约更为相似。罗马人是第一个大规模在城市居住的民族。他们或许是通过痛苦的亲身经历，很快就认识到，没有洁净水的供应、清洁的街道和有效率的排水系统，大量的人不能在一起密集地生活。
一个公元1世纪的罗马人会无法容忍一个17世纪的伦敦人的生活条件，但他们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不知道生病的原因。在罗马水道中流淌的是洁净的水，假如恰巧来自一个被污染的水源，那么罗马人就会与从混浊的泰晤士河直接取水的伦敦人冒同样的风险。在罗马帝国长期遭受瘟疫肆虐的衰败年代，这种缺乏基本知识的状况使其出色的卫生措施全然无效。可以把罗马想象为坐在丝网中央的一只臃肿蜘蛛。
在罗马扩张的鼎盛时期，这具网从南面的撒哈拉伸展到北面的苏格兰边境，又从东面的里海和波斯湾伸展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西海岸。北面和西面濒临海洋南面和东面邻近广阔的未知大陆，在那里居住着不太开化的民族：非洲人、阿拉伯人和亚洲的野蛮部落。在远方，印度和中国的古老文明处在熹微不明的影迹之中。漫长的陆上边境由驻在战略要地的*队控制。如同蛛网细丝反转回去，从这些边境驻地经*团修筑的笔直的道路，从非洲和埃及经海路，条条路径都通向罗马。
灾难也就因此而生。在广阔的偏僻地区隐藏着未知的秘密，其中就有人所未知的致病微生物。攻入偏僻地区的*队也遭到那里居民的进攻，他们或乘船或通过陆路调遣，这些路是为人们快速通行而特地修建的。密集的人群过着高度文明的生活，但却没有最起码的防治传染病的手段。假如环境是这样，强国罗马最后几个世纪的历史成为一个有关瘟疫的漫长故事也就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