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形式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的日子。虽然法定的抗战胜利日是9月3日（日本在密苏里号军舰上正式签署投降文件），但8月15这个日期对中国抗战仍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将之同样视为抗战胜利日，也是恰当的。
早上起来看新闻（自然不是那种推送过来的所谓“新闻”），写了一段感慨：“胜利日的意思，是先辈们与国际主流社会一起，以巨大的牺牲，击败了妄图剥夺我们自由与尊严的邪恶力量。”夺回自由与尊严，是年8月15日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当自由受到侵略，尊严遭遇戕害，人的生存状态是要被扭曲的。即便是用脚投票去了大后方，生活也难免进入不正常的苟且状态。
发一篇以前写的关于“抗战夫人”的稿子。
正文
抗战夫人，又称战时夫人，是全面抗战期间流行的一种社会现象。与之对应的称呼，是那些因种种不得已而滞留在日占区、未能随丈夫迁徙至大后方的原配夫人，时人也称之为沦陷夫人。
为什么抗战夫人会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亲历抗战八年的作家王鼎钧，在晚年所写回忆录中，对此有一段很深刻的理解。他说：“大后方的八年比后来在台湾的三十多年难挨。台湾后来有酒家歌厅，电影电视，后来有吃喝玩乐，旅行出国。抗战时期的后方只有煎熬，没处转移，没法麻醉。有些男人说，谁知道抗战哪一天胜利？到那一天，也许我早已战死了，炸死了，得猩红热得战争伤寒病死了，索性再结个婚吧——虽然在老家有发妻。女的想，谁知道抗战到哪一天才胜利呢，也许在胜利之前，我已经被日本兵强奸了，管他呢，嫁给他！这就是出现了千万‘抗战夫人’的心理背景。”
今人可以很自然地说出“八年全面抗战”之类的概念，但局中之人无法预测这场关于自由与尊严的惨烈抗争究竟何时才是尽头。杀戮与毁灭刺激着脆弱的人心，绝望与无常也会拷问生存的意义。漫长的抗争看不到尽头，颠沛流离的生活又日趋艰难，于是，寻找一份新感情，就成了许多人熬过乱世的一根稻草。这感情，既是生理上的稻草，也是心理上的稻草。
这些新感情，大多选择了绕开法定手续。有人选择正式举行结婚仪式，将亲友们请来聚餐；有人选择在报纸上刊载同居启示，以宣布事实上的结合；也有人懒得发“同居启示”，直接搬到一起生活。
社会学者岑家梧当时在贵州大学任教。自年10月起，他有意识地逐日搜集贵阳《中央日报》和《贵州日报》上刊登的同居广告；年1月，因工作发生变化，又改为搜集重庆《大公报》的同居广告。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岑统计分析了搜集到的资料，得出结论：“此种广告，自三十一年（）十月起至三十三年（）三月止，每天都有，最多的一天是十六条。”
正常社会里，无婚姻关系的男女同居，断不会公开登报声明。大后方的报纸上天天登有同居声明，显见一份稳定的感情，对颠沛困顿中看不到曙光的乱离人而言，是极重要的慰藉。人很难独自熬过漫漫长夜。战争看不到尽头，大后方的那些男男女女们，既不能抛弃原来的家庭，又希望新感情稳定，于是就只好登报声明同居，以求个仪式感。
这种登报同居，当时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做“伪组织”。
其实，心理脆弱期里的轻率结合，往往难以长久维系。年昆明地方法院只受理了8桩婚姻纠纷；年却受理了件之多。原因就是其中有大量的婚姻是战时状态下的轻率结合。当时身在大后方的学者陈定闳有一个统计：“笔者尝分析报上离婚的告白二百余件，大约有二分之一是结婚一年左右，皆是战后才结合的，这种婚姻来得容易自然也散得快。”
陈定闳的统计只包括走了法定手续的结婚者，但并不难推想：那些仅发表了同居声明、或者连同居声明也未发表的“伪组织”，其结合与分离，自是要比正式的结婚者更随意更自由。时人也深知同居启事对“伪组织”并无约束力，对其盛行怀有很深的忧虑：“连法定的手续也一概忽略了，登登报便同居的作风大为盛行，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忽略，……因为既不经过法定手续，没有保障与维系，家庭破裂，随时可能……”
但忧虑归忧虑，战时状态下，维系民众对抗战的信心才是首要之务。所以政府机构下去调查，遇到“伪组织”家庭，并不纠结其法律地位，往往一概以“家属”二字模糊处理。当时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担任教授的陈达回忆说，“内政部近处，有临时家庭，俗称伪组织。大致因夫人在沦陷区，丈夫与本地女子恋爱，发生夫妇的关系组织家庭。此女子不能填妾，因自民国十八年《民法》公布以来，妾无法律地位。此女子既与丈夫同居，并永久共同生活，可填家属。”
抗战夫人也不止存在于大后方，前线军队中也有。
地方军事派系领袖需要维系其下属将领的忠诚度，这当中的一项重要法宝，就是默许其置办抗战夫人。这种现象曾引起中央军将领陈诚等人的抨击。年1月，桂系大别山根据地被日军攻破，安徽省府临时所在地立煌被焚毁。陈诚在日记中愤怒写道：“五战区大别山失败之原因，在干部个个（班长以上）有钱，班长以上均有临时家庭，该部前军长张义纯并有‘只要敌人来五战区，无不败之理’之语，今已验矣——桂系万恶、万恶！”其实，中央军也不能免俗，驻滇远征军中下级干部娶抗战夫人的情形同样严重。
在所有的军事部门中，军统局可能是抵制抗战夫人现象最力者。几乎所有年后留在大陆的军统人员，都曾就此事在“文史资料”中抨击过戴笠，指责其不近人情，残暴分离下属家庭。如据黄康永回忆，年戴笠下达手令，“凡有家属在重庆的特务，都要把家属迁回老家，至少也要离开重庆，理由是有家属在身旁就不能安心工作。”
翻查沈醉年以前的日记（非年后写的“文史资料”），也可以见到很多这方面的记载。仅以年部分日记为例：5月5日，沈醉记道：“在局本部纪念周中，老板（笔者注：戴笠。下同）特申述非常时期之责任与意义，并以严肃本身生活相劝勉。世瑞（赵炎五）及外训班史副主任（史泓），为了女人问题更被骂得一塌糊涂。独身男子真要当心些呵！”6月11日记道：“局本部巨头缉私总署副署长赵炎五，近被老板免去本兼各职，原因是为了要讨小老婆。”8月22日，沈醉记道：“临时想着今天下午四时开重要会议而停止，但结果亦没有开会，原因是处长太太进了城，老板决心要疏散眷属。”9月1日，“重庆已半年多了。在老板疏散家眷的命令下，太太们都变成了阻碍团体工作发展的罪人，我要为此而鸣不平了！妻是决没有来重庆的资格……”
普通士兵很难像他们的上司那般拥有抗战夫人，但他们留在家乡的妻子，却有可能拥有抗战丈夫。为了稳定军心，政府当时不允许士兵留在老家的妻子离婚。《出征抗敌军人婚姻保障条例》里说得明白，军人出征期内，其妻不得请求离婚；出征期内，其妻与他人订婚者，不但婚约无效，还要处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罚金，与之订婚者同罪。如果是重婚，不但要撤销婚姻，还要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和五千元以下罚金，与之重婚者同罪。可是，现实状况是，许多士兵被征召入伍后，便长期杳无消息，生死不知。留在家乡的妻子儿女不但生活陷入困顿，心理上也会趋向绝望。为了能够坚持下去而又不违犯法律，许多女性选择了接受一个关系稳定、但无法律地位的抗战丈夫。
全面抗战八年间，究竟有过多少抗战夫人与抗战丈夫，从未有过完整的统计数据。年《现代妇女》杂志上的一篇报道称：“在此八年抗战期间，在重庆的官员已经别娶抗战夫人者不下二、三万人”，这“二、二万的抗战夫人，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太太；另外在全国各战区的前线，至少有数十万的临时太太，她们只是当地驻军官长们的临时泄欲器。”
这当然不是严谨的数据，甚至也算不上严谨的报道——事实上，不仅政府官员和军队长官拥有抗战夫人，文化人（如田汉、郭沫若）乃至一般公务员、普通工人等，很多也有抗战夫人。这些抗战夫人中的大部分，也并非男性的“临时泄欲器”。
因抗战夫人甚多，年已有人预感到，“战后的法院里恐怕要充满了‘伪组织’的案件，国家若想依法办理，最好多设监狱；否则预先要在立法上或法律的解释上，准备下一个补救的方法。”抗战胜利后，抗战夫人果然成了一桩非常严重的社会伦理问题（或许是底层士兵的伤亡太惨重，抗战丈夫问题反很少引起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