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历史阶段，由此推动了美国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巨大转型。但是，城市文明的迅猛发展和社会巨变在加速美国崛起步伐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其中以关乎民众生命安危和生活品质的公共卫生问题尤为突出。面对城市化加速，城市环境恶化，传染病威胁与日俱增，社会大众的改革呼声日渐强烈，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城市公共卫生改革运动蓬勃而出，并留下宝贵的历史遗产。
城市化进程中的“疫病”困境
19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深入进行，美国迎来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高潮。联邦政府进行的人口统计显示，-年城市化率由20%猛增至40%，这意味着每十年城市人口增长至少为29%，其增长速度令人瞠目。与传统社会人口分布和社会经济活动呈高度分散化的格局不同，19世纪后半期美国社会经历着人口等生产要素向城市区域的高速聚集。过快的城市人口增长，带来了一系列城市问题，无形中为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提供了有利条件。
快速城市化阶段，人口密集流动，相互接触更加频繁。特别是19世纪美国交通运输经历了从“运河、汽船到修建横贯大陆铁路”的重大变革，更增加了传染源（即病原体携带者）流入不同城市空间的可能性，以及城市居民暴露于病毒下的危险。“天花”曾对美洲早期历史产生重要影响。18世纪以来“接种”等防疫措施的推广曾一度让这种传染病淡出美国公众恐惧的视野。然而，19世纪下半期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增加了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为“天花”回潮创造了便利。-年纽约平均每年都有上百人死于天花，年的死亡人数达到人。
19世纪美国横贯大陆的三条铁路线
快速城市化造成的卫生环境恶化为传染病传播提供了天然媒介。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病原体被传染源排出后需要寄生在一定的外界环境里，直至寻找到新的宿主。19世纪后期过快的城市化进程，使城市环境承载能力迅速下降。期间出现的各种生活、生产污染为病原体营造出绝佳的寄存场所，从而为传染病大规模暴发埋下隐患。19世纪人们普遍认为水体可以净化一切污秽，而水源污染却并未引起大众警觉。城市有时甚至责令居民将粪秽等生活垃圾直接倾入河中。工业废物排放给这些城市卫生带来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芝加哥、圣路易斯及堪萨斯城等屠宰场和毛皮、肉类加工中心，也都遭遇着臭气熏天、血水横流、动物排泄物和死尸随意丢弃的现象。
工业废水污染
恶劣的街道环境
快速城市化还为传染病流行带来了易感人群，满足了疫病传播所需的最后环节。截至年，美国共接纳移民近万人，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东欧和南欧的贫苦农民。面对新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氛围，这些长期处在农村文化背景下的移民很难迅速适应现代城市环境对市民卫生习惯的要求，缺乏应有的卫生素养。同时，多数移民由于经济基础较差，只能跻身在肮脏、破旧的贫民窟。淡薄的卫生意识和恶劣的居住环境让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群体成为各种传染病首先侵袭的对象。当时纽约的爱尔兰移民的死亡率要高出城市平均水平40%，而费城的黑人死亡率约是白人的两倍多。
上述因素相互交织，致使19世纪后半期美国城市陷入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困扰中，居民健康遭受到严重威胁。除前面提到的天花外，白喉、肺结核、猩红热以及伤寒等都是这一时期致死率较高的传染病。面对不断蔓延的疫情，城市中滞后的卫生防疫措施导致城市死亡率远高于农村。年美国城市婴儿死亡率（.3‰）高出农村地区（.2‰）一倍多。19世纪中后期各种疫病的流行严重威胁着社会大众的生命安全，越来越多的民众更加强烈的意识到卫生防疫的重要性，城市公共卫生改革呼之欲出。
城市公共卫生改革的前奏
早在19世纪初为应对瘟疫侵袭，美国城市就已经开展了城市卫生改革的早期尝试，日后改革中的不少内容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渊源。
随着疫情出现，多数港口城市成立了专职性的卫生机构，并被赋予较为宽泛的行政权力，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城市政府表现出极大的职能缺位和失效。各大城市涌现出一批致力于疫病防控的民间志愿团体，开创了非政府组织与城市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广泛协作的传统。年费城暴发黄热病，当政府官员抛弃市民逃离这座首都城市，费城陷入瘫痪。此时，“穷人守护者协会”、“自由非洲协会”以及各种教会团体在市长马太·克拉克森的领导下成为城市救助疾患，组织医疗的主体。由于志愿组织立足基层，资金和人力资本主要依赖民间，因而在宣传城市卫生，吸引群众广泛参与方面，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和能量，一定程度增强了市民的公共卫生意识。
当时社会对于疾病起源呈现两种认识。一种认为这两种疾病源自本土之外，是来自国外疫区的商船将疾病携带入境的。另一种认为，疾病源于当地环境恶化所散发的腐败气体。建立在这两种致病理论的基础上，检疫与环境治理成为当时城市政府开展卫生管理的主要内容。年黄热病流行期间，纽约州颁布了综合性的卫生法，其中前十条是加强城市检疫制度的内容。
但是，这一时期的城市公共卫生建设具有明显局限性。新成立的公共卫生机构，以及检疫与环境卫生立法多属应急状态下的临时举措，一旦疫情减退，其行政效率和法律效力也就随之减弱，难以应对后来快速城市化引发的众多卫生问题。尽管如此，应对疫情的有限举措还是将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