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有治好的可能 http://www.xxzywj.com/m/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后，来访的客人很多，有许多人问成功的原因。我的回答是，良渚申遗，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于中央、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遗产地积极工作，群众的自觉保护。
良渚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在现存的文献和传说中痕迹全无，对它的认知完全来自80余年的考古工作。自年施昕更先生发现良渚遗址至今，良渚遗址已经经历了80余年的考古工作，经过4代考古人的努力。
良渚文化发现与认知的历程可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年，这一阶段发现并命名了良渚文化。但是对良渚遗址尚未形成整体认识，着眼于各遗址点数量积累，可以称为“遗址点”考古阶段。研究重心是遗存的年代和遗物。
第二阶段为-年，发现反山，瑶山，莫角山，塘山，汇观山等一系列重要遗址，提出40多平方公里的“良渚遗址群”的概念，以遗址群作为观察视角，研究重心为社会认知与文明起源的研究。
第三阶段为年至今，发现确认了面积达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年发现外郭城，开启了良渚遗址都邑考古的新阶段。认识到良渚遗址群就是良渚古城及其郊区的遗存，随着年至年水利系统的发现，良渚遗址群的范围被拓展到平方公里，考古工作重心在于古城系统的空间结构和功能研究。其后，研究视野继续扩大，将整个杭州地区的C形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进入古国考古阶段。全面开展科技考古与多学科合作研究，进行全区域的岩矿，土壤，水系，动植物的资源考察，在此背景下对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所有遗址进行分析研究。
第一阶段为-年，这一阶段发现并命名了良渚文化。
这里说一个人——施昕更先生。
施昕更（—），良渚镇人，他实际上没有受过专业的考古训练，却因为强烈的学术兴趣和时不我待的执行力，好学善思，终成良渚考古第一人。
施昕更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半工半读。年6月6日适逢浙江省在杭州举办规模空前的西湖博览会，经老师推荐，到博览会的历史厅任临时雇员——讲解员。期间，施昕更接触了许多文物和矿物标本，眼界大开。成为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年11月，省政府决定利用西湖博览会的展品，成立永久性文化机构，即“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博物馆前身）。施昕更因在西博会工作出色，得以进入博物馆任自然科学部地质矿产组助理干事，任绘图员。有暇，即向馆内同事学习，潜心研究，不久就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青年地质学家，执笔撰写过《浙江地质简志》。这个时候外敌入侵，时局动荡，激发出知识界文化救国的呼声。在此背景下，蔡元培为会长，倡议成立了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吴越史地研究会”。年5月，研究会秘书长卫聚贤对杭州古荡的遗址进行了一次只有一天的短暂发掘，西湖博物馆委派施昕更先生进行协助，在整理出土器物过程中，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别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这种石斧在他的家乡良渚一带很常见，诱发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调查的想法。经馆长同意，他第二天即赶回家乡进行调查。
年11月3日下午，他在良渚附近棋盘坟的一个干涸池塘的壁上，发现两块发亮的黑陶片，觉得和他看过的山东《城子崖》报告中的很类似，当属于早期遗存，因此极其兴奋。为啥黑陶能引起他这么兴奋呢，因为中国考古诞生于年，瑞典地质学家对河南仰韶村进行发掘，发现了史前时期的彩陶。当时流行的是单线传播理论，因为彩陶很早就在中亚就有发现，所以他认为中国文明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而不久后，中国考古学家在山东龙山镇城子崖发现了黑陶，因此形成夷夏东西说，即中原的用彩陶的夏文化是西方传来，东部用黑陶的夷文化是本土原生的。而江南地区一般被视为开发很晚的地区，他发现和龙山一样的黑陶，说明江南地区也是有悠久文化的。这个时候，学术界以为良渚这里经常出土的玉器都属于周汉时代，没有和史前联系起来，所以并不被施昕更重视。在良渚发现黑陶后，博物馆向中央古物委员会申请了采掘执照，计划在年上半年对遗址进行发掘。结果兴奋的施昕更迫不及待地在年12月至年3月，提前进行了三次试掘，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由此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随后施昕更先生几乎以一己之力撰写考古发掘报告，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报告完成，题为《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称《良渚》。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施昕更按照规定在次年上半年开始发掘，则基本不可能完成发掘和整理工作，因为年7月，七七事变和事件爆发，杭州12月24日沦陷。因为战事，博物馆已经提前向南搬迁。施昕更因为报告出版事宜，呆在杭州等待，结果制好的图版被炸毁，终于无法印刷。施昕更留下一部报告校样在家中，自己携带书的原稿，抛家弃子，孤身追寻博物馆的南迁。后颠沛流离的博物馆经费缺乏，只好解散，施昕更投笔从戎，辗转到温州瑞安的抗日自救会工作。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董馆长带着稿子冲到已经流亡丽水的省教育厅，以珍惜学术著作为重，要求拨款付梓。教育厅同意出资印刷。此时，陆路已经不通，只能走海路。温州是无法印了，只能去上海。于是，施昕更的好友钟国仪带着稿子，绕道温州，去了当时已经是“孤岛”的上海付印。同时，又委托卫聚贤校对。国难当头，田野考古活动几乎完全停滞的中国，个人都难以保全的时刻，一部考古报告，竟活了下来。施昕更在《良渚》报告中的卷首语中写道：“这份报告，跟随作者同样的命运，经历了许多困苦的历程……不过科学工作人员必须以最后一课的精神，在烽火连天中继续我们的工作。”所以良渚考古从它一开始，就是有情怀，有温度的。
不幸的是，这位大有作为的年青人，在年5月因患猩红热而英年早逝，安葬于瑞安西山，现在连墓都找不到了。
建国后，考古工作逐步恢复，主要发掘了江浙沪的一些小型遗址。年底，考古学家夏鼐命名这一新石器文化为“良渚文化”。然而这一时期，作为良渚文化的命名地，良渚遗址范围内仍未发现高等级墓地和大规模聚落，观察视角尚处于单个遗址点时代，对于良渚遗址尚未形成整体概念，对良渚遗址在良渚文化中的地位尚缺乏明确。
第二阶段为-年，这属于第二代考古人的时代，代表人物为牟永抗、王明达先生。
王明达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考古所，刚去工地，就被当成右派分子，发配下乡。后来辗转到杭州热水瓶厂当供销员。年浙江考古所成立，重新归队。
年浙江省考古所正式成立，良渚文化的考古工作成了研究所工作的重要内容。-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陆续在浙北发掘了一些小型良渚文化遗址，并对良渚地区进行了首次系统调查。当时良渚到底在哪里，没人说得清，王明达带了八个人，走了20多天，跑了八个乡镇，调查范围从东边的勾庄到西边的彭公，考古队员当时分成东西两组，分别拉一个板车，板车上放着锅碗瓢盆，还有铺盖。晚上在路边店吃一下，然后住在供销社的小店。小店的阁楼上面是放货的，下面开店，他们有时候就拿着自己的铺盖住在上面。这次调查新发现了30多处遗址。
年对余杭吴家埠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后，花块钱租了一家砖瓦厂旁边的吴家埠发掘现场，盖了房子。建立了浙江省的第一个考古工作站——吴家埠工作站，为良渚考古的长期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与兄弟省市相比，总的来说这个阶段浙江的良渚考古属于默默无闻的阶段。
转机来自于年反山的发掘。这年正好是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浙江考古所计划发掘一处遗址以备会议参观。因此前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在在人工堆筑的高台发现了随葬大量玉器的良渚大墓，被誉为土筑金字塔。此时正好反山上的一家制动材料厂要扩建，考古队决定选择同样是人工土墩的反山进行发掘。当时浙江省考古所的经费，一年大概考古发掘的经费是八千块钱，上半年在海宁挖了个叫三官墩的遗址，花了两千多块钱，还剩五千多块钱。单位领导就对王明达说，要不然你先挖条探沟吧，看有没有再说。王明达不肯，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在一点陶片都没发现的情况下，仅仅凭着堆土和福泉山类似的现象，发掘申请书上王明达直接就定性为“良渚贵族墓地”，并正儿八经地编写了挖出大墓后的操作细则。
有可能挖空的呀。王明达回忆说，“一开始，我们在反山挖了20多天，只发现了11座汉墓，很多人觉得我们是不是搞错了，但我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块地方，我看了好多次，从外面看是一堆黄土，但我的脑子里，一直有“土筑金字塔”的概念，金字塔是按贵族的意志去营建的，不是随便堆的。反山就是当时贵族的土筑金字塔。那天是5月31日，下午两点多钟，当时乌云翻滚，要下雨了，我们只能收工。指挥大家把探方里的松土赶快挑走，盖上塑料薄膜。这时，一直在清理12号墓的技工，从深达1.1米的墓坑里爬了上来大喊：“王老师，这个是啥东西？”我站在1.6米高的隔梁上，往他手上一看，有红的，还有白点，脑子里闪过：嵌玉漆器！我“啪”地就从隔梁上直接跳到坑里，在竹簸箕上扯了一块竹片，轻轻一拨，那个朱砂红就出来了。我心里想：“这下逮着了。”我又用竹签子来来回回剥墓坑，终于看到了白花花的颜色，那是玉的鸡骨白，我心里有底了，这就是后来出土的97号玉琮。晚上，我们回到住的地方已经浑身湿透了，不过大家兴奋得很，我让人赶快去买几个菜来，“老酒有没有，拿一坛来，今晚好好喝”。我当时的原话是：“我们这次发掘将要被载入考古史册。”“这个12号墓，是反山王陵挖到的第一个良渚墓葬。反山发掘整整天，我的体重从斤降到了93斤。”
反山共清理了良渚文化时期大墓11座，出土随葬品余件（组），其中玉器1余件（组），有琮、壁、钺、柱形器、环镯、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半圆形饰、璜、带钩、管、珠等20余种；还有大量漆器上的镶嵌玉片、玉粒以及象牙器和鲨鱼牙齿等。这是已知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丰富、雕琢最精美的一处良渚文化高等级墓地。
仿佛开挂似的，继反山之后，年发现瑶山祭坛和贵族墓葬。年，发掘了汇观山祭坛，年-年，发现莫角山土台。
这期间王明达逐渐认识到良渚的50多个遗址，分布密度大，遗存等级高，非同寻常，应该是彼此有密切关联的一个整体。因此在年的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第一次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这一概念改变了原来孤立的遗址点的视角，标志着对良渚遗址整体性认识的形成。这一点意义非常重大，为后来良渚遗址的整体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按照常规的认识，很可能会只保护这50个零散的遗址点，而在之间的“空白区”进行建设。我们现在发现，当时划出的40平方公里范围内，包括了良渚古城除了高低坝之外的绝大部分遗址。
第二代考古人还有一个理念对良渚考古与保护影响深远。即边发掘边保护的理念。从年反山发掘中，他们就超前地意识到发掘现场保护的重要意义，考虑到未来可能建立遗址博物馆，他们将大墓墓坑用沙土回填，保存至今，而没有按照考古一般原则发掘到生土。这个原则一直保持，所以良渚几乎所有重要遗址都保存了发掘现场，为今天遗址公园的展示创造了最好条件。比较而言，兄弟省因为没有这种超前的保护意识，很多重要的遗址全部毁坏，悔之晚矣。
大遗址的考古和保护的理念在国内是年代中期才开始提出，并逐步获得推广，而浙江考古所作为一个地方所，在重要遗址一发现就意识并实施了这种保护理念，是非常超前和可贵的。
第三阶段为年至今
“良渚遗址群”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良渚遗址整体性概念逐步形成，但内部结构与功能性认识尚不明确。到年良渚古城确认，对良渚遗址的认识又跨上一个新台阶，开启了良渚遗址都邑和王国考古的新篇章。
年以后，良渚第三代考古人逐渐成为主角。这里举刘斌和王宁远两个人为代表。
刘斌，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现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年吉林大学毕业分配到浙江考古所。他随即参与或主持了几乎良渚遗址所有的重大发掘，被称为浙江考古运气最好的人，没有之一。工作第二年年，就跟着王明达领队参加反山发掘，出琮王钺王的12号墓就是他清理的；第三年年参加瑶山发掘；年实际主持了汇观山祭坛的发掘；-年发现良渚古城；年-年担任临平玉架山遗址领队。年主持高坝系统调查。上述项目全部获评“七五”或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尤其是良渚古城的发现，轰动全国。
良渚古城的发现，发端于一次配合基本建设的小型考古项目。在良渚古城发现之前，良渚考古从来没有获得过主动性发掘机会，都是配合基建项目。
年，余杭瓶窑葡萄畈遗址的发掘，发现了良渚时期的古河道以及类似河堤或城墙的遗迹（后来证实为西城墙）。以此为线索，经过年近一年的调查与勘探，最终发现并确认了东西约米、南北约米，总面积约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遗址。良渚古城城墙的发现对进一步认识良渚遗址群内各遗址点的内在联系和布局提供了新的材料。良渚古城的发现进一步证明这里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是都邑性质的大型遗址，是中华多年文明史的实证地。
莫角山发现后，当时考古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座规模巨大的土台，本身就构成了外高内平的防卫性质，具有城防的概念，所以起名叫台城。并认为在低湿的江南水乡地区，或许早期并没有像北方那样的具有城墙的城存在。
那么，良渚遗址是否有城墙呢？年，随着莫角山西南部的葡萄畈遗址的发掘，答案逐渐清晰起来。
年6月—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了了解良渚遗址重点保护区域内农民住宅外迁安置点的地下情况，在瓶窑葡萄畈村高地西侧发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南北向河沟，宽约45米，深约1米，河沟内有较厚的良渚文化生活堆积。有一天在河道堆积里发现一块碎玉料，注意引起刘斌的
